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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锁匙

        作者:罗建华  2019-06-24 15:19  新传播    【字号:  

        “一带一路”是新的领导集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重大倡议和发展策略,蕴含着习近平深邃、辩证且又远瞩高瞻的大国外交思想。


        [摘.要]“一带一路”是新的领导集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重大倡议和发展策略,蕴含着习近平深邃、辩证且又远瞩高瞻的大国外交思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提出和实践布展,首先致力于在全新的历史特点和政治经济视阈中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以重新思考与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质性地摆脱传统的“中心—边缘”思维模式的束缚。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带一路”自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色彩,但其终极旨归绝对不是“画地为牢”和限制发展空间,而是打造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舞台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双重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一带一路”.大国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005-07

        众所周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思想饱含着深刻的辩证意蕴:积极拥抱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又极其注重“内生动力”的催生和发掘;注重对历史资源的深掘和运用的同时,又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的历史特点的深度观察与精准把握;在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政治实践的同时,又深刻地蕴藏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愿景和崇高理念。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科学布局中,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思想最为精彩的要素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彰显了习近平真实而丰满的大国外交思想形象。但是,“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思想内涵、基础目标、终极旨趣以及深藏于其中的发展理念和内在逻辑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积极加以学理阐明和政治宣传,以有效地消除国内外对这一重大倡议的种种误解,使这一倡议在正能量的积极传播中顺利实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思想唯物史观基础研究(项目号:17XKS024)”的阶段性成果。

        一、基础目标:在“一带一路”视阈中重新定位国际角色

        简要回溯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角色变动的曲折历史不难发现,自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来,中国便从延续几千年的大国与强国角色逐渐退变为了备受欺压、侵略与分割的没落国度和弱国角色。经过几代人鲜血与汗水挥洒,与腐朽的封建主义、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和依赖于两者而在夹缝中生存的官僚资本主义作殊死斗争,终于结束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华民族步入了全新的国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由于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第一代革命者和领导人仍未能亲眼见证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与大国地位的历史性时刻。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抱有无比远大的志向,试图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某种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发展路径示范,但由于发展理念本身及具体的操作路径层面都存在重大缺陷,致使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一种无回旋余地的“死胡同”,其“超英赶美”的想象则没有也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实现。当然,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为明显的滞后性,毛泽东在进行“三个世界”划分之时,就将中国纳入到“第三世界”国家行列当中,力图积极推动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从正反两面深刻而全面地总结建设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果敢而务实地将工作的重心积极扭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有效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斗争促发展的激进思路与模式。无需赘言,直至中国势如破竹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与作用已逐渐凸显。

        但是,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并不能直接使我国复归大国与强国角色,而是需要在实际的经济政治历史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中积极作为。一方面,由于20世纪60年代在特定历史境遇中所采取的“革命输出”和封闭式发展,使中国在世界人民眼中成了“不合作”要素和动乱、不可控因素。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对此状况进行了理论反思和实践改善,但此前所造成的另类形象及其“后遗症”却无法在短期内加以消除。另一方面,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有意强化中国的落后印象,将“未开化之地”“蛮夷地区”等话语强加于中国。有国外学者认为,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是对落后的中国的一种有利刺激和恩赐,因为他们惊醒了中国这一“梦中人”,使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死灰复燃,这就是“冲击—反应”理论。此理论由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提出,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中华文明在接受西方文明冲击之后做出的反应,却忽视实践进程与经济基础等因素对意识形态变化的重大影响作用。而且,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长期持有两种错误的态度—或不以为然或心存忧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西方国家仍旧抱着“强国必霸”的定式思维对处于迅猛发展之中的中国加以防范。于是,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重申和平维护者角色,就成了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之一。实际上,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角色加以重新评价和定位,从来都不是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197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路克利:《论费正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刺激—反应”范式》,《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也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与决策维度“有所作为”,更需要在具体的建设与外交实践中“奋发有为”和“积极作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重构中国的大国与强国形象、重申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大责任的不容小觑的契机。在“一带一路”视阈中对中国的大国角色和国际地位加以重思和定位,恰恰是在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积极作为”,以突显中国在国际上的非替代性重要地位。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重塑大国与强国的形象,显然不能够仅仅依靠政治宣传,而是需要在与周边国家的“合唱”中积极作为,在具体的发展合作实践中彰显综合国力,使受益国家及其人民自觉承认、积极肯定中国的大国和强国角色,也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在强起来之后将继续扮演好世界和平维护者这一重要角色。

        纵观“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与科学决策从基本理念提出到实践布展过程便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再次强调了中国是在与周边国家互利互惠基础上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折射出中国在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动态过程中所具有的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负责大国重要角色担当。中国在多样文明相互激荡的格局中充分彰显几千年未间断的中华文明传承的巨大优越性,以彻底刷新中国在世界人民眼中的形象、风貌与地位。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一味地显摆中国自身的实力,更不是凭借长期艰辛的发展所积蓄的力量无原则地援助沿边国家,而是力图使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所有涉及的国家都在这一重大发展决策中获益,寻觅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合作与发展路径。换言之,“一带一路”力图激发内生动力、积极推动先进理念与技术“走出去”以及强化外生动力的催生以实现互利共赢等多重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也只有如此,刷新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倘若采取盲目贿赂或无原则地援助的方式妄图使受益国家承认中国的非替代性国际地位,反而会有失大国的自信姿态和强国应有的风度与底线。

        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理念的深入人心和实践的顺利布展,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重申了中国的大国与强国姿态。沿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逐渐领会中国的外交理念富含着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蕴含着对互利互惠式发展路径的崇尚和肯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边各国打开了全新的发展视野,使其获得了诸多最先进发展理念,使各国的发展资源得以优势互补,极大提升社会发展资源的利用率。但是,由于老牌强国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和归宿认识尚未深入、全面,加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含有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和重构的意蕴,使得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冷落”。目前美国并未对这一倡议及相关举措表现出“热情”,而是在欢迎和合作中充斥和谨慎与防范,甚至进行了“冷处理”或者选择性回应。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仍对这一倡议心存疑虑,因而只是作为“旁观者”的姿态加以冷眼旁观。因此,在积极将“一带一路”倡议思想在所涉及范围内布展和实施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将美日等国对这一社会发展倡议的误解加以消除,尤其需要从学理和政治话语双重维度阐明“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及其非结盟本质。

        牧仁、王月鲜:《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

        二、理念重构:超越“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之前的中国在经济、科技各个领域长期位居世界首位,甚至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使世界诸国望尘莫及。因此,中华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视作中心,并将周边国家视为边缘国家,也正是在这一基本思路和视野主导之下产生了“天下”思维。直至清朝末年,中国仍以“天朝大国”自居,不求任何回报地大量赠送礼品、物资于各国使节。在那时,中国的大国地位的确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重要的是,这种认可的获得主要的是依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自身的强大感召力和巨大吸引力,而不是靠穷兵黩武或对外扩张的路径强行夺取。当然,“天下”思路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启的丝绸之路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贡献。可以说,丝绸之路的运作主体是世界经济贸易的先驱者和拓荒者。如习近平曾指出:“东方使节、商会、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然而,近代以来残酷的现实将这一基本的认识和看法—“天下”思维和幻想击碎,促使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加以思考,逐步消除了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与已被时代所淘汰的“天下”思维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反中心和去中心思维,它的基本思路不是从某个点发力并向周边扩散以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而是将大量的国家和地区串联成经济发展带。在这里,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亦无起源和进化的逻辑想象,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进行自我发展道路选择的主体。习近平强调:“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既然每个发展的主体都既需要尽可能地发展自己又必须顾及他者的发展和核心利益,那么就不存在一个不可动摇的核心主体或发展中心区域。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并非将中国自身作为中心强行建构经济发展带,而是基于这一发展倡议所涉及各国之发展诉求结合中国发展空间拓展的需要,将因地理环境或文化差异的存在而长期未真正实现合作的地区和国家的力量积极整合,形成物质和文化双重发展资源的优势互补。

        将“一带一路”倡议放置于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加以审视便不难发现,这一重大倡议和发展思路对“中心—边缘”的超越也表现为一种反结盟与反霸权主义的积极姿态。人所共知,自苏联解体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已不复存在,作为整体的苏联在“分解”之后从道路和制度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这毫无疑问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鲜有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是,解体后的苏联并未彻底变成“一盘散沙”,很多相邻的国家之间仍然藕断丝连。更为重要的是,“近邻”一词成为俄罗斯区分苏联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不经意间将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作自己的“小兄弟”“小伙伴”,并将自己看作“带头大哥”,甚至将周边小国当作俄罗斯的一部分。究其实质而言,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结盟,具有某种政治排他性。与之相对应的是,自二战以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将自己视为“救世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6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习近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日,第1版。

        Idil Tuncer. The Security Polic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The“Near Abroad”and Turkey,Turkish Studies,Vol.1,No.2,2000,p.98.主”,随时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加以“巡视”和干涉。美其名曰这是对落后国家加以协助管辖或治理以加速其文明化进程,其实质则是霸权主义思维的残留。与二者有着本质差异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构想指引下对亚、欧、非各国及其文化加以审视时,并未将中华文化作为中心和主流,甚至未加区分中心(主流)与边缘(非主流),而且也未构建一种落后地区必将在先进地区的带领和催化下向发达进地区进化和发展的想象。中国始终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主张置于首要地位,并力求在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地相互扶持、真诚相待、相得益彰、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国始终主张与世界各国在资源整合与合作发展的思路框架内加强互信、深化合作,并在反恐力量与资源的科学整合基础上形成合力、联合执法,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尤其是大力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以求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一带一路”倡议与构想带动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和大范围、全方位的合作意识,彻底刷新看待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审思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与全球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关系问题的方法和视角。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显然不是小范围的自娱自乐,而是覆盖面巨大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这一倡议早已实质性地涉及了全球65个国家,其受益人口覆盖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60%,所涉及的诸国GDP总量约为全球的1/3,而于2017年5月由中国成功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有多达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并取得270多项合作成果。质言之,“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不仅对中国而言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和重大决策,对全球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亦是一件不容小觑的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未将自己或所涉及的65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中心,而是将这些国家放在同一平台加以对待。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思维,或者可将其称之为互为中心、相辅相成、互为边疆的观察视角,力图以更加科学的方式重新阐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彻底扫荡各种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自身有着反中心主义的因素,“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发展策略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一方面,中国不是为自身的发展而单方面地向这一重大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吸取发展资源,因而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规划范围内并不存在任何的发展排他性。实际上,“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这一美好愿望和目标是明确且显而易见的,它将不断“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规划范围之内的国家与“外围”国家并非也不可能是“零合作”状态。换句话说,这一倡议并非将关注视角聚焦于65个国家而对未涉及的国家置之不理或无视其存在,亦非只和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加以合作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排斥,而只是将现阶段要加快发展的关系加以强调。正是由此,“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发展策略所取得的成就能够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某种示范,此倡议未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参考和借鉴其中的基本思路和理念。当全球建构出无数个“一带一路”,反霸权主义和反中心主义的力量便与日俱增,传统的“中心—边缘”幻想与谎言就会不攻自破,这种思维模式也就会被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消解和淘汰。

        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88页,第316页。

        三、终极旨趣:从“一带一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学习和研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时,必须注意到不同重大决策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主题的互涉与交叠,深刻而全面地透视其内在的本质关联性,而不是将其孤立地看待。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一带一路”倡议亦非无视其他重大科学决策而独立地加以运转,而是与其他重大决策相互深嵌、相辅相成。譬如,“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与“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成果理念是阶段性策略与终极价值旨趣的关系,而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间又存在着主旨互嵌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作为科学外交策略,必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内在关联性,甚至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通道。无需赘言,不首先谋求自身的发展,就不可能直接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和重大利益问题。因此,尽管“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致力于本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由于中国始终以和平的倡导者和维护者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在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与模式中崛起的,因而中国的崛起深度契合于世界的整体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样的道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也存在着阶段性决策与终极目标设定的关系。易言之,尽管“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现阶段仍含有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重构与调整的要素,但其终极发展目标并非止步于这一倡议自身应有的良性效应的充分发挥,而是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生成。习近平明确强调:“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移动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方式不断更新,沟通交流的内容更加深入、广泛、全面,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国家而在封闭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只能共进退。因此,只有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寻求一种相对平衡,才存在实现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基础;也只有在共享发展成果理念的支撑下,采取的可操作性措施才真正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行文至此,不得不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即如何从“一带一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就必须弄清“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本质联系,即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举措与人类终极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本身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前提条件。习近平明确指出:“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内部”必须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少数相对发达和先进的国家单向地扶持落后地区。那么,这个倡议“内部”就首先需要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在这种科学意识的牵动下真正实现文化的互鉴和发展资源的优势互补,提升思想文化对发展实践的催化作用,同时

        辛向阳:《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贵州省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光明日报》,2013年4月8日,第1版。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第2版。强化发展资源的高效利用。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够实现发展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倡议“内部”的和平。“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期待的是发源自不同地域空间的不同文明的激荡、砥砺和相互发明,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进化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比单极世界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饱满和丰富多彩,使相关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更有效率,同时也更有利于在“内部”实现长久的和平。也只有各国都将这一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视作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长足发展和长久和平才有了思想和物质双重保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某种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相应的行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

        其次,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顺其自然的过程。即便“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具有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因”,但这种“基因”和潜在要素的积极呈现也需要世界各国奋力作为。质言之,是否能够实现从“一带一路”顺利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于倡议“内部”各国积极作为,不仅将力量投放于发展倡议“内部”各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也致力于建构多个类似于“一带一路”的重大发展倡议,更有赖于世界各国对这一倡议的正确理解与积极认同。尽管美国、日本和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仍然较为“冷漠”,但不可否认,这一重大倡议构想已不可逆转地成为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语境中一种备受关注的新话语、新词汇和新理念。而且,沿线65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已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和倡议,甚至诸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构想仍然心存疑虑并时刻警惕的国家,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发展动向和势不可挡的话语潮流冲击之下也不得不组织专家队伍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并对这一倡议实施的后果做出各种或正确或错误的预测。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具有显著的去中心主义倾向,而这种去中心主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因此,这种互利互惠的共赢发展模式和科学关系的建构也正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共同体的根本前提。不难想象的是,当无数个“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或者类似的重大发展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建构和实施,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就不再是一种“线条”或者“板块”的形式存在,而是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网状关系结构和不可分割的整个,而每一个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举措都将有效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生成。

        概言之,“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力求在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突出中国的大国与强国角色,促使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以重新思考和准确定位,彰显中国的反霸权主义和平维护者的形象。但是,“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显然不是试图将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抽离出来单独发展,也不是一直停留在有限地域的合作和发展,而是为突出当前急需发展的重点区域以实现国际关系建构的重点突破,在不同的发展倡议与决策互嵌共生中去除“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和实践范式,进而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积极做思想、物质与制度准备。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作者简介:罗建华,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云南昆明.650500


        编辑: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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