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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传统文化渊源

        作者:许秀娜  2019-06-26 15:38  新传播    【字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作为儒家理想社会的“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事异备变”“革故鼎新”和传统辩证思维等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全面依法治国汲取了“立善法于天下”“法之必行”“德主刑辅”等传统法治理念;全面从严治党在历史思维、从严治吏、廉政制度等方面汲取了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

        [摘.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形成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作为儒家理想社会的“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事异备变”“革故鼎新”和传统辩证思维等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全面依法治国汲取了“立善法于天下”“法之必行”“德主刑辅”等传统法治理念;全面从严治党在历史思维、从严治吏、廉政制度等方面汲取了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应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012-08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方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呼应了当今中国建设与改革中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其理论渊源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同时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传统文化渊源

        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十九大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概念一直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相关联。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重大社会思潮新态势研究”(项目号:2015MZD016)的阶段性成果。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一)作为儒家理想社会的小康社会

        “小康”一词出自《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社会是与“大同社会”相对的一种社会模式,天下不再作为一种公有的存在,而是被一“家”取而代之;不再是天下大同,而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此时的社会用礼使君臣名分端正、父子关系笃厚、兄弟情谊和睦、夫妻感情和谐,用礼设置制度、设置田地和宅地,用礼使勇者、智者受到尊崇。历代贤君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是谨慎地据礼行事,用礼表明道义、考查诚信、辨明过错、效法仁义、提倡谦让,这样的社会模式即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包含了百姓生活的富庶、藏富于民、有恒产者有恒心、重视道德教化等丰富内涵。孔子的德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皆是致力于创建这种以礼为旨归的小康社会。孔子的德政思想主张庶民、富民、教民,将道德教化、礼乐熏陶与百姓生活的富庶相结合。孟子的仁政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政思想,在经济上主张施行井田制,认为使百姓“养生丧死无憾”可以得民心,这是王道之始。孟子主张减免刑罚、减轻赋税、使百姓深耕易耨,同时设庠序学校教以人伦,使百姓有闲暇时间接受道德礼乐的熏陶而变得孝悌忠信。

        近代历史上对《礼记·礼运》思想进行阐释且影响较大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此书依据《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小康社会)、太平世(大同社会)的说法,提出由据乱而小康、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社会图景,然而他的美好设想并没有能够付诸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言,“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语建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与实践创新。在邓小平看来,小康社会首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小康社会又是与四个现代化相关联的一个概念。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将小康社会称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面向现代社会的时代感,赋予了小康社会以新的内涵。这个层面的小康社会不仅体现了百姓生活的小康,还体现了对国家富强的追求。第三,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在精神上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相统一,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小康。按照邓小平对小康社会的目标预设,即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页。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第54页。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第四,小康社会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是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铺垫,“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

        在1991~2000年间,我国达到了总体小康。党的十六大确定我国的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并做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成为贯穿于2000至2020年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作为战略目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儒家传统的小康社会之间具有相通之处,皆是一种理想社会的建构,都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情怀,都强调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旨归。儒家传统的小康社会以礼为旨归,而现代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认为小康社会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支撑。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传统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活力、整合资源、提供动力,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传统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事异备变”、“革故鼎新”和传统辩证思维等思想。

        (一)“事异备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认为“古今易俗,新故异备”,他主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因而“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变,因为之备。”韩非子强调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制定相应的法度,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治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治理措施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则易见功效,时代变化而治理措施不改变则国家易于危乱。中国古代亦不乏改革的传统,如战国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和清代的维新变法等。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主张随时势迁变和国情变化来制定法律、改革政策,不师法古代、因循守旧,而应根据时代需要来变法改革,“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主张既不因袭前规也不拘守旧制,通过变法来强国利民。习近平也多次引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来说明在时代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321页。

        34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第597页。

        56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7页,第14页。

        7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发展前进中要“事异备变”。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整合资源提供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指导原则。

        (二)“革故鼎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改革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领域中不适应当前发展的因素的“革故鼎新”。当前倡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向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潜能,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鼓励创新的思想,《习近平用典》中多次述及以下名言,如《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的“易”有“不易”“简易”“变易”三层意思,“变易”体现宇宙万物永恒的运动本质,启迪我们随时变易、与时俱进。《周易》的“革”卦有变革、改革之义,旨在革除旧弊,其彖辞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改革旨在使天下人心中光明、人心愉悦,这种改革能合于事理、和顺人心、符合正道,改革因为正当合理而能够取得成功,天地变革而四时形成,汤武革命顺乎天道、应乎民心,改革的时义是重大的。《周易》的“鼎”卦有革故鼎新、不断创新之义,其爻辞分述了在不同时位的创新方法。这种“革故鼎新”的文化精神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三)传统辩证思维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

        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思维,如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辩证法和以《易传》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道德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都相反相成、相互对立、相互依赖同时相互补充。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蕴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汲取了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思想精华,“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要大胆探索实践、稳中求进,每一项重大改革在推行中都要有具体的支点和现实的落点,老子曰:“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习近平引用老子的这一言论来阐明重大改革推进中辩证的思维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密切关联,牵一发而动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同时又需要以统筹全局的整体思维来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体制的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道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3页,第107页。

        67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49、259、263页,第113页,第297页。

        [宋]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177页。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0页。德经》有言:“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主张治理国家要超越私意、公而忘私,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倡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提出为政之要在于安静无扰,这对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启迪作用,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相通之处。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传统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倡导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决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法学思想典籍,如《尚书》《韩非子》《管子》《商君书》《贞观政要》《资政新编》《历代刑法志》等,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可以从中找到丰富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立善法于天下”与科学立法

        以法治国的观念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明法》:“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方略,倡导以法律作为准绳来治理国家。商鞅提出“法任而国治”,认为运用法度来治国可实现国家的太平。《贞观政要》也记载:“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此外,我国古代在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法制创建的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其中以《唐律疏议》为中华法系的高峰,“周边国家如日本、高丽、越南、琉球的法制创建均以唐律为版本,成为中华法系大花园中的组成部分。”宋元明清的法制创建虽然法律条文、体例与唐律有别,但在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上都以唐律为范本。全面依法治国要立法先行,制定对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有益的善法,习近平多次引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此外立法还要体察民情,“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习近平提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得失成败,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从。”所以要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推进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二)“法之必行”与有法必依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相贯通的四个方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相统一的,依法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法律的实施。习近平引经据典来阐述要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早期法家认为治国要有法度,国家以法治国、吏民执法奉法是强国之本,“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而国弱。”010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韩非子的“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来说明依法治国才能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250页。

        6高亨:《商君书注译》,第181页,第84页。

        [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282页。

        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史(古代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

        89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69页,第273页,第27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211页。

        0周勋初:《韩非子校注》,第34页。实现国家的治理与安定。习近平认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他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引用“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来说明为官之义在于明法,领导干部要带头培养法治思维、依法办事、遵守法律。这在传统文化中也是有思想渊源的,如韩非子认为法律作为规矩绳墨可以约束吏民乃至国君的行为,这种“法不阿贵”的思想强调法的公平性,反对“刑不上大夫”的等级特权性,强调法以公正、正义为旨归。唐太宗强调法律“乃天下之法”,旨在劝善惩恶,要求官民一体奉法守法,指出无论官吏还是百姓违反法律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宋太宗劝诫大臣要读律明法:“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在士大夫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法读律的风尚。

        (三)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与法治、德治相结合

        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制礼作乐、立政建刑,综合利用礼、乐、政、刑等多种手段治理国家。《尚书·康诰》有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周初遵循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的传统,将礼乐的教化与刑罚的施设相结合,提倡尚德、敬德,刑罚要得中,不得滥施刑罚。这种明德慎罚、德刑互补的法治思想成为周初的传统。礼与法互为补充,“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孔子主张“礼治”,礼为法的主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认为,礼乐对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孔子也主张“德治”,“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刑罚与道德教化相结合。《唐律疏议·名例篇》也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倡导以德礼为本、以刑罚为用综合治理国家。“德治思想渊源于周公的明德慎刑,进而发展为德主刑辅,贯穿于二千余年的立法当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使法律法规与法治精神内化于心、自觉于行。“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可以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促进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上,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家庭、社会责任。

        我们可以从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法制文化传统中找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渊源。但是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历史上占据中国法制思想主导地位的“德主刑辅”思想强调的是道德教化与贤能政治,强于伦理教化而弱于法治思维。中华传统文化一方面包含着建设法治中国可资利用的资源,此外也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思想、无讼思想、家族本位思想、人情思想等都存在影响法治建设的消极成分,因而当今社会强调依法治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71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281页。

        [宋]李攸:《宋朝事实》,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1页。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55页,第134页。

        8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史(古代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传统文化渊源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他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要以高压态势惩治腐败,以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常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汲取了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

        (一)古代治乱的历史教训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强调反腐倡廉是关乎国家兴衰政权成败的关键。《韩非子·亡征》中列举了四十七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认为政治的清浊事关国家安危。《贞观政要》主张汲取历代治乱的历史教训,认为“鉴国之安危,须取于亡国”,并进一步提出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于“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城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天下来满足私欲、推行贪政导致了隋朝由兴盛而速亡。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记载,朱元璋认为政奢官贪是丧乱之源,他曾说:“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纵驰。”元末君奢臣贪、吏治腐败、征敛无度导致灭亡。习近平多次引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等名言,来说明奢侈糜烂的开始是国家危亡的征兆。从殷忧启圣的忧患意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到历代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汲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思维与历史智慧。

        (二)反腐倡廉的文化认同

        在中国伦理的众多德目中,“廉”是极受褒扬的一种道德修养。《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背离“廉”,国家则会倾覆。儒家主张实行具体的廉政措施,如富民、养民、薄赋敛,强烈抨击统治者实行贪政横征暴敛,《孟子·梁惠王上》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食人也。”将横征暴敛的贪政比喻为“率兽食人”。道家同样反对苛政,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倡导以“俭”为宝。墨子则从“节用”、“非乐”、“节葬”的角度论证为政必须清廉以及如何清廉,他反对挥霍浪费、腐化堕落,主张统治者包括天子、诸侯以及官吏都要与百姓同甘共苦,在饮食、住房、坐车和死后丧葬等方面都要与百姓一样,节约可用资源以兴办利国利民的事业。《贞观政要》倡导以廉正光明之心益国利人,而不要不惜身命妄受贪贿,其中列举了徇私贪污的种种弊端:“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恒恐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倡导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加强道德修养,做到道德高尚、清正廉洁、心存敬畏、克己奉公。

        (三)礼法并用的治吏之道

        “廉”作为道德观念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以善、能、敬、正、法、辩六事作为判断好的官吏的标准,并且以廉为本。《论语·为政》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为

        4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19页,第215页。

        35[唐]吴兢:《贞观政要集校》,第441页,第16页,第365页。政之道在于正己而正人。韩非子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把“廉”“直”“公”“正”作为官吏的道德标准,主张为官要“轻恬资财”“去私心行公义”,主张以法治吏、严刑治贪、厚赏倡廉。《管子》提出察能授官、政在举贤,认为贤人从政体现出以下特点:“不为重宝亏其命”、“不为爱亲危其社稷”“不为爱人枉其法”“不为重爵禄分其危”,即不徇私枉法、不以权谋私。《管子》还提出“以法治吏”,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和奖惩都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在廉洁奉公上要慎初慎微,他多次引用“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全面从严治党以从严治吏为关键,从文化渊源上源于治国先治吏的思想。

        (四)建章立制的廉政措施

        古代廉政文化在强调从政道德的同时,也通过建章立制推行廉政。如洪武时期朱元璋设立考课奖惩制度、监察制度、回避制度来反腐倡廉,在考察官吏中以为政是否清廉作为确定赏罚的重要内容,鼓励勤政廉政,同时注重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重视对官吏进行道德教育,对于贪官污吏以重刑严惩。共产党人依靠廉洁奉公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民心,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只能为人民谋利益;所以要通过建章立制来制约和监督权力,防止腐败。全面从严治党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好巡视利剑,“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注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建章立制的廉政措施。

        “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的坐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前三者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养分,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世界潮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有利于提升中国作为文明型大国的国际形象。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第397页。

        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2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

        作者简介:许秀娜,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广东广州.510631


        编辑: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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