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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为视角

        作者:张.凝  2019-06-26 16:01  新传播    【字号:  

        当下及未来一个阶段,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弱整体主义来整合当前的个体主义之泛滥,需要从强整体主义与强个体主义辩证发展模式,转向弱整体主义与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

        [摘.要]

        本文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历程,这就是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发展的角度来解读文明的发展。本文认为,东西方文明体系都是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个体主义发展大进程中的强整体主义反弹。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恰逢中国处于急需整体整合的阶段,这也是中国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关键一环。当下及未来一个阶段,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弱整体主义来整合当前的个体主义之泛滥,需要从强整体主义与强个体主义辩证发展模式,转向弱整体主义与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

        [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062-10

        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那一刻起,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而人们通常把资本主义及作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自由、民主等理念看作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常常不知不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更由于受从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因素和目前中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国际背景的影响,在当下,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思考和定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文明的一个对立物。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从西方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它是西方文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西方文明自身辩证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人们常常把它忽视或遗忘了。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西方文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需要追问,为什么恰恰是在俄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并占据了支配地位?相对于所谓的“西方文明”,中国明显是作为与其不同和对立的“东方文明”而存在,俄罗斯即使可以被划入西方文明,但也往往被看作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一个另类。而其之所以为“另类”,就在于俄罗斯文明中,有很多的东方文明元素。因此俄罗斯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兼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元素的复合体。

        关于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东方的中国以及包含较多东方元素的俄罗斯取得胜利,列宁以及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给予了解读,但那些解读往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部逻辑及可能性上进行论证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解读看作一个事后的说明。这些说明虽然有“历史事实”作为其论据,但其论证逻辑往往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并不信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外部人士”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说明的难题。而且,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证,实际上只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进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一个“另类”这样一种观点,而未能站在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规律之中,提出一种合理的论证。

        本文力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东西方文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历程,这就是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发展的角度来解读文明的发展。并通过此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定位,也就是探讨:(1)从逻辑架构上看,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处于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哪个部分;(2)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出现在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哪一环。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定位之后,再结合中国文明之体系特点和发展历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机”如何与中国自身发展之需要实现了结合和互动。最后,探讨在当下及未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将走向何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将担负何种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以“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框架来理解西方思想发展以及进行中西哲学比较,早有不少学者探索,但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判定为整体主义,而把西方思想特别是西方现代思想简单判定为个体主义。笔者不赞同这样一种简化的判分,而是分别追溯了西方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以及中国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发展历程,这正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和创新所在。

        一、概念的疏解

        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整体主义(Holism)是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概念,其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中,又以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的面目成为解释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元素。如果我们暂且忽略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细微差异,做一个全面观察的话,可以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或者说涉及到多个领域,比如有伦理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和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本文使用这对概念,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但也涵盖以上领域,因为从学科和理论发展的角度说,其他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

        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本身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和价值原则,进而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倾向,也构成了以不同的社会文化相区分的各大文明体系的不同特色。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曾经指出:“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们可以区分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所谓“希望加强社会约束”就是整体主义倾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2页。向,所谓“希望放松社会约束”就是个体主义倾向。

        在社会政治层面,个体主义的基本预设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一般来说,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其认为个人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个体主义所强调的是,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个人是本位,或者说个人是始点、核心和目的,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在所有的权利中,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自由、平等是个体主义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核心价值。

        整体主义在整体之中定义个体,把个体看作整体的部分,认为对部分的理解需要放在整体中才能实现。整体主义在社会政治层面一般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乃至为之做出牺牲。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莫尼克.卡丝基若(Monique Castillo)认为,政治上的整体主义指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一个由所有社会成员构成的统一体,给予社会成员他们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国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奉献,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个人首先是为了国家而活着,然后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以上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概念内涵的论述是当前相对主流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基于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当前社会政治理论做出的解读,可以称之为“强个体主义”和“强整体主义”。在这种解读框架之下,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尖锐对立的。实际上,除了这种“强个体主义”和“强整体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弱个体主义”和“弱整体主义”。所谓弱整体主义,就是虽然也强调整体或集体的利益和价值,但并不是整体完全吞没个体,并不是要求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奉献。弱整体主义把人理解为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人,但个人也有不可剥夺的价值,所有构成社会价值基本理念的道德必须统合并内化于个人。而弱个体主义虽然强调个性觉醒和独立,要求把个人从社会网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个人又必须回归整体、与整体实现精神上的合一才能真正得到解放,所以这种弱个体主义没有走向对个体政治权利的强调,而是追求个体的逍遥。笔者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正是弱整体主义和弱个体主义的代表。

        二、西方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发展及马克思主义之定位

        从历史角度考察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发展进程,有学者认为:“总体而言,近代以前的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特别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个体的脆弱性与依附性,群体具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个体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从群体中分化出来,个体的主体地位并没有真正得到确立,因而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仅仅被看成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无论是在当时社会的一般群体意识中还是在作为高级精神产品的哲学中,整体主义都占有主导的地位。”

        更有很多学者在对比东西方文化时,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判定为整体主义,把西方文明判定为个体主义。他们认为,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与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是中西方文化价值观

        转引自陈强:《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

        刘晓虹:《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学术界》,1999年第6期。差异的基本表现。或认为,西方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主义。

        对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需要放在东西方文明比较的框架之下才能有更深的理解,但却不能用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标签来简单区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实际上,东西方不论哲学思想还是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分别有自己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东方的整体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整体主义,东方的个体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进而,对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理解,还必须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理解,思想不能脱离历史。

        现代西方文明是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这“两希传统”融合发展的结果。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构成西方文明辩证统一的两极,从基本倾向来说,希腊精神主要体现和代表着个体主义,而希伯来精神主要体现和代表着整体主义。而在中国,儒家思想主要体现整体主义精神,而道家思想主要体现个体主义精神。

        在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中,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而逐渐明朗的,但其萌芽却可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经用“从部分说明整体”的方法来解释复杂的生命现象。其后,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假说,认为一切都是由原子这一基元构成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由原子及其运动得到解释。这里就隐含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雏形:整体能够而且只能从它的部分寻求解释而不是相反。早期智者学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了独立的个体作为主体的地位和意义。

        由此可以认为,古希腊文明是一种个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希腊的哲学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以城邦为主体的政治模式,都体现了个体主义的特点。伯恩斯和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对古希腊人的价值观念作了概括,他们描述说,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就已经沿着其在以后几个世纪都必然遵循的社会理想之路起步了,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确信生命只有为其自己的目的而活着才有价值,他认为把追求死看成是愉快的解脱,是没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为自我满足而奋斗。结果,他拒绝肉体上的苦修,反对会造成损害生命的所有形式的克己行为。”这种价值观在城邦时期融汇为希腊精神,并构成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古希腊,虽然个体主义占主导地位,但不仅存在着强调整体价值的斯巴达,也在思想领域存在着来自整体主义对个体主义的批判。比如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描绘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权威高高在上,个人绝对服从,由“哲学王”来统治的共和国。它体现了政治整体主义的特点,也包含着柏拉图对希腊个体主义城邦政治的批判。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并不等于古希腊的政治现实,古希腊文明整体上仍然是个体主义的。

        继希腊而起的罗马,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希腊精神的落实和实现—但这种落实和实现也意味对希腊精神的部分背离。在罗马时代,罗马法成为罗马精神的重要象征。罗马法是希腊理念世界的现实化表现,对于罗马人有最崇高的意义;罗马的力量来自于一个个罗马公民对罗马法的认

        杨胜利、李波:《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戴景平:《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中西方人生哲学理论基础的差异》,《长白学刊》,2010年第6期。

        周业勤:《从实体到关系: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与超越》,《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转引自杨胜利、李波:《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

        斯巴达所代表的整体主义是希腊城邦中的另类,同时其内在精神也包含着个人英雄主义。同。罗马,通过罗马法对个体的整合,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整体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罗马虽然有一定的整体主义倾向,但仍然是以个体主义作为根基的,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验证—即使到了帝国时代,罗马对各行省的管理也遵从了这样一个原则:罗马在各行省只是派总督、驻军、掌管司法、收税,而并不干涉地方的具体治理,更不会干涉行省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也就是说,它尊重了行省地方及其人民的自由,这是希腊精神的一个核心。

        代表希伯来精神的基督教在罗马走向帝国的时代诞生,这正是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一个结果。源自中东的希伯来精神是以整体主义为主要导向的。基督教精神的核心是把整体精神超越化为上帝,同时通过耶稣这一“圣灵降临的叙事”来实现个体与上帝的通连。《旧约圣经》中的上帝是外在的、威严的、超越的,无所不能的,会暴怒会惩罚的,体现了神话时代整体精神在西方精神中的形象。《新约圣经》中上帝的形象已经有了改变,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耶稣把上帝与个体关联了起来,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个体的告白中可以降临,它是悲悯众生的,是众生救赎的皈依。

        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中世纪,在精神层面,个人以对神的信仰为依归,神代表着整体,个人的世俗生活处于从属的位置。在社会政治层面,从修道院到教皇所构成的天主教会庞大体系实现了对欧洲社会的统合,以封建制为主要特点的世俗政权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间的自由,但俗权对教权的依附地位,显示了整体相对于个体的优先性。所以,西方中世纪是一个整体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

        文艺复兴是个体主义从整体主义束缚中突围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精神特征是有生命和欲求的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了起来。真正从理论上对整体主义的突破是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开始的。英国思想家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也是近代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相应价值原则最早的确立者。而在这之后,西方文明之发展就进入了一个个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与个体自由平等精神相伴随的是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理性构成了西方所开启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但在这个以个体主义为主导精神的现代历程中,整体主义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个体主义对立物,不断从反面刺激和推进着个体主义的发展。

        德国古典哲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高峰,而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现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哲学思想领域中的辩证发展。康德反复强调人必须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必须肯定人有意志的自由。可以说,康德哲学奠定了现代个体主义最坚固的根基,而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哲学却是整体主义倾向的。黑格尔认为:“个人不仅要服从国家,而且有义务为国家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所放弃的是个人偶然的个体性,获得的则是对个人的实体性的个体性。”黑格尔整体主义哲学是对个体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弊端的一种批判,但它仍然是立足于个体主义精神之中的,黑格尔最高的核心价值仍然是自由。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分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其中,黑格尔哲学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或者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做了一个反转,是要把黑格尔存在于理念世界的规律实现于物质世界。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持有一种不断进步、走向最终完善的历史观念,实际是缘于一种隐设的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信念。”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及基督教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0页。

        田薇:《马克思与基督教关联的双重面相》,《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思想之相通处,正在于其整体主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在个体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整体主义的反弹。对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一对矛盾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互相刺激和推动着对方的发展。马克思哲学虽然在整体倾向上是整体主义的,而且其整体主义倾向比黑格尔进一步强化,但马克思哲学中仍然包含着对自由这一根本价值的强调。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西方文明之个体主义发展进程之中。

        正是由于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不断刺激,现代西方的个体主义不断融合和增加福利社会和社群主义等整体主义元素,不断纠正自身的弊端,而日渐发展完善。现代西方个体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古希腊个体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古希腊个体主义和希伯来整体主义融合之后产生的一种新个体主义。这种新个体主义不再仅仅重视现世的个体、肉身的欲望、世俗的理性,而是一种在信仰光照下的个体,一种指向超越的理性。而马克思主义在完成了对个体主义发展的批判和刺激的历史使命之后,又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被吸纳入个体主义发展的大进程之中。

        从历史定位看,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个体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来自整体主义反弹的最强音,它在不违背理性、自由、法治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最强的批判性,因而也就对新一轮个体主义发展构成了最强的推动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如纳粹,它也是一种强整体主义,但其已经违背了理性和自由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个体主义发展进程中被否定。

        三、中国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辩证发展及马克思主义之东方因缘

        现在主流的观点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判定为整体主义,这实际上是带着西方眼镜进行观察的一种误读,或者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这一论断的部分原因又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系—恰好是在中国处于文明发展中的整体主义主导阶段时,遭遇了处于个体主义发展阶段的近代西方。

        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也是交错作为主导精神,在辩证发展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突破”中,在先秦思想的光谱中,儒家思想是一种弱整体主义倾向,道家思想是一种弱个体主义倾向,墨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强整体主义倾向,几乎没有出现强个体主义思想。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否定和放弃了墨家和法家所代表的强整体主义,而选择了儒道互补这一弱整体主义和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

        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仁和礼,仁是人与人之间的通联和感通,而礼是仁这样一种感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落实和体现。孔子把人定位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建立一种责任伦理,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总体倾向上是整体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孔子在中国传统中的巨大影响,所以才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读,习惯用儒学指代中国传统本身。但实际上,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孟子和荀子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中孟子更强调个人的心性和气节,在政治上,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主体地位,包含着较多个体主义的元素(是在整体主义大的背景之下对个体元素的容纳)。而荀子强调作为社会秩序的“礼”,更接近法家,也就是说,荀子的整体主义倾向比孔子更强一些。而在儒家

        杨朱的思想有一点强个体主义倾向,但未得以充分发展。

        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强个体主义的制约,强整体主义只能走向自身的毁灭。道统内部,特别是宋以后,孟子的地位明显高于荀子,并被尊为“亚圣”。所以儒家思想虽然是整体主义,但整体并未完全吞没个体,反而是要求把构成社会价值基本理念的道德统合并内化于个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准则,其作为道德准则,要接受“仁”这一最高原则的制约和调整,而“仁”和个体之“心”是直接相通的。特别是沿着孟子一路发展的陆王心学,更加强调良知和“尊德性”,也就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心外无理”,就是把代表整体精神的“理”纳入代表个体精神的“心”的主导之下。我们可以说,儒家总体倾向上是一种弱整体主义。

        在中国思想的谱系中,儒家和道家是最重要的两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总体倾向上是个体主义的。老子重视作为整体的“道”,但这个“道”所体现的整体精神并不是在现实社会中把个人组织起来的那个整体,道因其超越性,恰恰是反对现实中把个体整合为整体的礼法秩序。“道”所导向的是个人的自由以及“明哲保身”。在老子那里,“明哲保身”的意味更强一些,而在庄子那里,个人的自由和逍遥就是终极的价值了。道家思想是对礼法秩序的一个“反动”—“反者道之动”,让个体之精神从世俗和礼法之中解放出来,回归本真的自由。在先秦,也有明确强调个人利益和价值的杨朱思想,但即使是杨朱,虽然重视个人身体的层面,但主体精神仍是“全性保真”,也就是更重视精神层面的个体。在随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中,杨朱的影响完全被老庄所掩盖,而老庄所强调的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逍遥和自由。所以,中国的个体主义没有发展出强调个体身体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强个体主义,而成为一种弱个体主义。这种弱个体主义强调个性觉醒和独立,要求把个人从社会网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个人又必须回归宇宙整体,与整体实现精神上的合一才能真正得到自由。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辨证发展的总体脉络是:早期礼法秩序解体后,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个体主义主导的时代,杨朱、老子、庄子的理论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此时孔子提出代表整体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它无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但由于其在整体精神与个体精神之间实现了最佳的融合,而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底色。战国时期是个体主义主导的时代,战乱纷争,秩序混乱,必然带来整体主义的反弹。最终,以强整体主义的法家作为主导思想的秦国实现了对六国的统合。但秦二世而亡,说明没有强个体主义制约的强整体主义只能走向自身的毁灭。西汉时期,吸收秦亡的教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儒家弱整体主义实现了社会的统合和秩序的建立。中国传统政治从现实层面看,是一种“儒表法里”,但这只是就政治现实层面而言。政治毕竟是代表着秩序,也必然更加强调整体主义的倾向。倘若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中国文明之全体,政治之外还有民间社会,“治统”之上还有“道统”。中国文明在多数的统一王朝时期,是儒家思想主导而不是法家思想主导,基本是一种弱整体主义。

        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一直由儒家思想主导,不仅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代表个体主义的道家玄学思想和佛家思想为主导,即使在统一的隋唐时期,思想的主流仍然是佛学,也是个体主义倾向的。这一个体主义阶段,从魏晋时期一直持续到宋明理学重新在心灵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为止。这一个体主义阶段持续近千年。在这一千年的个体主义主

        即使在南宋,朱熹的理学思想一度仍被看作异端,说明理学秩序在当时并未完全建立。而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一政治秩序始终未完全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可。所以这样一种新的秩序的建立到明朝才得以完成。导阶段,中国文明从很多外在指标衡量是走在西方文明前面的—其实,对这一问题,我们也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所谓“衡量文明的指标”实际上是一种“物质文明的指标”,而所谓物质文明是与个体主义相关联的,在整体主义时代,其衡量价值的标准或指标根本与个体主义时代是不相同的。我们当前世界处于个体主义阶段,从这个阶段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个体主义阶段就有很大的“成就”,而整体主义主导的中世纪欧洲很“落后”,但中世纪欧洲所追求的那种信仰价值又如何用物质时代的指标来衡量呢?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是弱整体主义与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都不会发展到极端,社会的震荡和波动的幅度就比西方文明要小得多。这种模式下,有利于推动个体与整体的融合,所以中华民族在经历多次异族入侵之后都能完成融合与吸纳,在思想层面也完成了对佛教思想的吸纳和融合,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绵延,可以说,实现的是一种时间维度的价值,但相应地,在空间维度的扩展上(强个体主义之成就)和超越性宗教的建构上(强整体主义之成就)都有所不足。而西方文明形成强整体主义与强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社会震荡和波动幅度大,个体和文明所要承受的痛苦也较大。这种模式下,实现了空间物质维度的扩展,也建构了伟大的超越性宗教,但无数的民族在历史中经历了毁灭,多元的民族一直未能实现有效的融合,战争不断,毁灭与新生交替。两种文明模式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弱点。

        中国在明清两朝,进入了新一轮整体主义阶段,理学为这一阶段的主导思想。在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实现了多民族的融合与抟成,社会生活安定平稳。但如果从与个体主义相关联的物质标准衡量,此时进入一个慢速发展的时期。而此一时期的欧洲,恰恰走向了个体主义-物质主义发展阶段,当欧洲实现了新一轮的技术突破之后,以殖民扩张的形式侵入东方社会。此时处于弱整体主义精神主导的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原来的“天下”突然成了“列国”中的一个部分。弱整体主义本身是压抑竞争的,但两种文明模式相遇的特殊背景之下,中国必须以“竞争”来迎接挑战,这就必须把自身尽快整合成一个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的团体,要完成这一使命,就需要一种强整体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被中国人所接受,正是适应了这样一个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文明体系中强整体主义的最强音,它在西方个体主义发展大的进程中,本来只能发挥刺激和批判的作用,并不能成为主导精神。但对于中国来说,恰恰需要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思想,以完成自身的整合,应对从“天下”到“列国”的转变和挑战。

        面对西方众多的理论,中国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应对以上挑战的需要,也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明清两朝的主导思想都属于整体主义,所以容易被此一阶段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这就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当时作为主导精神的道家思想同属于个体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一样。佛教的传入,在深度和广度上拓深拓宽了中国自身本有的个体主义,推动中国精神的辩证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代历史上,作为强整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精神,同样拓深拓宽了中国本有的整体主义,推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

        中国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整体主义完成了自身之整合,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员。这个过程,是中国世界化的过程,更是东西方文明两种辩证发展模式相遇和整合的过程。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融入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阶段,需要形成一种新的辩证发展模式,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作为核心价值的西方个体主义并非就是“历史的终结”。

        前文已论述,近代以来西方的个体主义是在希腊精神基础上融合了希伯来精神,而形成的一种新个体主义,它是一种强个体主义。在这种个体主义精神之下,西方实现了物质和空间的扩张,并迫使东方文明纳入自身的发展模式。但发展到现代,这种强个体主义的弊端也在不断暴露。这种强个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在完全肯定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就完全肯定了个体的欲望。经济学是这个时代的主导学科,经济学最根本的预设就是“理性人”—实际上是基于个体欲望和现实理性的个人,所有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个体的欲望,而并不对这个欲望本身提出质疑和限制。而欲望本身总是无穷尽的,所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满足人们欲望的同时,也在扩张着人们欲望的边界。这种空间化无限扩展的模式在时间意义上是不可持续的。

        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辩证发展逻辑中,个体主义实现的是空间价值,而整体主义关注的是时间价值—用另一个概念表述就是可持续性。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很多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个体主义无限扩张的弊端,进而提倡基督教传统价值,提倡社群主义,提倡保护自然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平衡个体主义扩张带来的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新书《未来简史》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的图景:小部分人进化为神,大部分人被人工智能(AI)所超越成为“无用阶层”。现代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能够让人类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神力—创造和重构生命的能力。但是当人成为“神”,会带来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虽然基督教人士和保守主义者在尽力阻止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但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扩张趋势如果不加改变,却必然会走向那个不可预知的深渊。另一方面,只要欲望无限扩张的前提不改变,不论人类如何用科技手段推进可持续发展,地球和大自然终究会不堪重负。也就是说,个体主义自身无限扩张,必然会导致自身的毁灭,就像整体主义无限扩张同样会导致自身的灭亡一样。文明的历程必须要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辩证发展中才能得以延续。

        根据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辩证发展的规律,西方文明整合了东方文明之后的全球化时代,要想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由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但新的整体主义不可能再从西方传统的希伯来-基督教精神中诞生,而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新的整合的中国儒家思想却有可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因为,在西方强整体主义和强个体主义对峙的模式下,基督教精神的强整体主义与民主自由理性精神本身是尖锐对立的,它只能发挥批判的作用,而无法整合自由民主理性精神。而以儒家为代表的弱整体主义,不仅能融合马克思主义,也能融合自由民主理性精神。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辩证融合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关联着中国文明未来的命运,也关联着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命运。

        在可以期待的未来,经过与东方文明互动融合之后的西方个体主义自身也将发生变化,而转变为一种能够与弱整体主义互动发展的弱个体主义,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模式将转向弱整体主义与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模式。历史发展的吊诡正在于,从空间意义上,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之后,从时间意义上,整个世界将成为“中国”,即弱整体主义与弱个体主义辩证发展的中国模式。

        中国在前近代的弱整体主义受到冲击之后,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整合纳入全球化进程,也就是纳入西方个体主义发展的大进程。具体来说,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到文革,中国都是以整体主义为主导精神,目的是完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以进入现代世界体系。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官方主导意识形态仍然是整体主义的,但民间精神已经开始了向个体主义-物质主义迅速的转变。强整体主义的膨胀会带来强个体主义的反弹,所以在当前的中国,实际上处于比西方更为深重的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精神状况之中。而且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整体主义的制约,加上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物质主义背景之下的强整体主义,所以当前中国的个体主义-物质主义弊端表现得比西方更为严重。哪里危机最深,哪里将迎来反弹。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着道德滑坡、物质崇拜、个体虚无主义泛滥,这些问题都在呼唤着一种新的整体主义来重建道德、重建信仰、重建秩序。

        中国当前时代所呼唤的新的整体主义精神不可能是毛泽东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复活,因为毛泽东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强整体主义,它与自由民主为核心精神的个体主义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时代所呼唤的新整体主义精神,应该是能够在自由民主精神、马克思主义之间实现统合,并适合中国自身之精神传统的一种整体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甘阳提出的“通三统”表达了类似的方向,但其所概括的“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本身过于笼统,并因其所使用符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在左右两派中都不被认可。就像在春秋末期,孔子的整合努力既不被民间的左派、也不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右派所接受一样。

        从另一方面说,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的弊端不发展到极端,人们不会意识到整体主义的真正价值和需要。中国当前必须要彻底完成全球化,不仅在民间精神,也在政治进程中,完全融入西方个体主义发展进程之后,当中国不再作为全球化中的“另类”和西方国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时候,新一轮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整体主义精神才会迎来大发展的时机。

        实际上,在这个进程中,不仅中国在变化,西方开启的这个全球化进程的总体精神也在变化,当前西方多元主义的价值观逐渐不再把东方文化视为异己,而是把东方视为多元中的一元。但西方社会在肯定多元的背后,依然坚持自由民主等基本价值,这是西方个体主义的核心价值。目前西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派保守主义回潮,一方面显示了自由民主个体主义全球化进程本身即使在西方也遭遇了问题,迎来了反弹;另一方面,西方右派保守主义重新提倡基督教等传统价值,呼唤信仰和道德重建,也是在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精神。但这种左右派尖锐对立,强整体主义与强个体主义尖锐对立的模式,并不能为全球带来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弱整体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融合,即由一种强整体主义转化为弱整体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淡化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阶级对抗内容,而注重其基于信仰的理想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而剥离儒家思想中与中国传统政治、宗法社会结合过于紧密的元素,探寻儒家精神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一面,并统合现代自由民主等价值。这样一种新的整体主义,是在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寻求道路,也是在为全球文明之发展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1]甘阳.通三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2014.

        [4]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2017.

        作者简介:张凝,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国学院讲师、副院长。山东青州.262500


        编辑: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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