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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反动:陈济棠与广东读经运动

        作者:童.亮  2019-06-27 11:43  新传播    【字号:  

        陈济棠之所以在广东提倡读经运动,与当时广东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济棠首先在军队中提倡读经,接着为了在广东中小学推行读经,广东教育当局编辑《经训读本》作为教本,并设立经训培训班培养读经师资,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时人对于陈济棠推行的读经运动也多持批评的态度。


        [摘.要]陈济棠之所以在广东提倡读经运动,与当时广东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济棠首先在军队中提倡读经,接着为了在广东中小学推行读经,广东教育当局编辑《经训读本》作为教本,并设立经训培训班培养读经师资,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时人对于陈济棠推行的读经运动也多持批评的态度。最终读经运动随着他的下台而结束,这只是广东文化上的一次反动而已。

        [关键词]陈济棠.广东.读经运动.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116-10

        关于读经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目前较多的是关注于思想层面的论争,对于地方的读经运动则研究的并不多,据笔者所见,已出论著仅有涉及湖南读经运动与广东中山大学的读经运动,而对于广东全省的读经运动较少关注。广东作为革命文化的策源地,反而出现文化上较为反动的读经运动,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这与当时广东掌权者陈济棠对于读经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一、陈济棠提倡读经尊孔

        (一)恢复固有道德: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原因

        陈济棠作为当时广东的主政者,提倡读经,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东区域文化的多元性是促使陈济棠提倡读经的重要原因。由于视角的不同,人们可以对广东文化得出守旧和趋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广东地域文化有其守旧性,胡适曾说过广东位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当中华文明的主流已经发生变化时,其边缘仍旧遗留祖的文化,所以广东也保存了很多中原文化的传统。肖自力认为胡适的说法表明广东地域文化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正宗,也具有守旧性。这种守旧性无疑给陈济棠提倡读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广东文化又具有趋新性,这不仅体现在广东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受到西方的影响既早且深,而且体现在广东又是近代以来革命的策源地。进入20世纪30年代,广东更是最早提出全盘西化并进行讨论之地。例如陈序经认为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南方文化是新文化的代表。他从南方与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等方面论述了南方文化的进步性。这种趋新性又从反面给陈济棠以刺激,加强其复古读经的动力。

        第二,广东当时的政治、社会局面是促使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现实原因。陈济棠通过1929年的拥蒋和1931年的反蒋取得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但是他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1932年冬后,广东先后发生了许多令陈济棠感觉不满的事件,如粤北、潮汕、海南岛等地发生共产党组织的武装起义。1933年3月,陈济棠在东区考察时遇人行刺;此外,当时第二军军长兼广东中区绥靖委员香翰屏,不满陈济棠在人事安排和权利分配问题上的做法,对其加以抨击;第三军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扬敬也时常违反陈济棠的命令。除了这些政治事件之外,广东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也令陈济棠极为恼怒,如大中城市不断发生工人罢工的事件;学生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和择师运动,组织罢课、请愿等各项活动;广东各地的行政官员也多有贪赃枉法而被人告发者。这些事件的发生动摇了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基础,也引发他的反省。他认为这些都是社会道德败坏导致的恶果,他认为只有恢复固有的道德才能够制止这些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最重要的是陈济棠提倡读经运动,是想恢复固有道德。如他在《孝经新诂》的序言中提到,想要补救今日的危乱,必须从正人心开始;想要正人心,必须从尊崇孔孟、恢复固有道德开始。又如,他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想要补救如今的危乱,必从正人心开始,想要正人心,必从尊崇孔孟,保存固有的道德开始。只有人人具有道德观念,而后天下才有公是非,有公是非,而后民众得以宁静专一,逐渐走上正轨。再如,他认为“总理所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就是我们固有的道德”。他感到社会日益破碎支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日益增多,所以“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他号召大家应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环境,达则君子多于小人,使到小人与君子同化。他之所以注意学生读经尊孔,就是因为孔子昭示于我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指示做人最好的方针,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实行,能做社会的模范,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建设新中国。”他这种以恢复固有道德为目的的读经倡议,得到广东一部分人士的支持,如黄麟书也持如此的观点,他认为要想提高道德修养,必须下功夫学习经学,才容易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要救中国目前的危亡,就需要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恢复,将固有的道德恢复就必须读经,使中小学生能够有固有道德的基础。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所以我们先在广东提倡,以期渐次普遍

        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详见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206页。

        李洁之:《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6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陈济棠:《重刊〈孝经〉注解序》,《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

        陈济棠:《陈济棠复戴季陶函:论读经尊孔以正人心》,《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216页。

        陈济棠:《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在广东省第四次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21页。全国,相继施行。”

        (二)从祀孔到祀关岳: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初步措施

        陈济棠提倡读经始于1933年6月18日。是日,他向西南政务委员提交主张恢复读经提议书。在提议书中,陈济棠认为,民国初年废止读经有利于推翻旧政权,鼓动新思潮,但是这应该是一时权宜之计,此后矫枉过正,“遂不惜举我国固有之文化,立国之精神,自行摧丧无余”。陈济棠因此认为,“当以笃奉我国固有文化为道德教育之根本,研深各国最新科学为职业教育之运用。”由于“先总理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修齐治平,莫备于《孝经》《四书》”,所以应“悉编入课程,务令各级学校为主要之科,俾其实习,见之行事,并宜多以此命题作课。”而且他认为“应该做到文言白话并重。面对于古文,尤宜熟习”。至于考试成绩应以操行为主要成分,这样才能以其沈击朴毅端正之性,蔚为修齐治平人才,于以应万难、挽危局。如此庶几立国精神、炎黄神裔才能永保贞固。接着陈济棠提出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局应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者,编为经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要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半。四、唱歌一科,以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至要成分。”

        陈济棠的读经提议书对所辖部队也有所影响。不久之后,广东海军司令张英之也发布了提倡道德的训令。张在训令中强调,“德乃才之师,才乃德之资。德胜才者,尚易谋匡助之力;才胜德者,适足为济奸之具。当此世风偷薄,青年学子,血气未定,最易为习俗所移。苟不从事道德之培养,纵所得于科学者愈深,未见遽为社会之利。”所以张决定在军营课程中加修身一科,“在经史子集及古圣贤豪杰之嘉言懿行中,选其与军事海疆有影关联,足为诸生法终身者,按期教授,并为之引申说明,反复解喻。务令诵于口者领会于心,坐而言者施诸学。庶使品学纯粹,体用兼资,保持我国最古文化之精华,不致徒拾西洋文明之糟粕”。

        1933年12月,陈济棠继提出读经提议书之后,他又提出了《请恢复孔关岳祀典提案》,提议恢复祭祀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岳飞。在提案中他说孔子是百世之师,我国教化的极则。关岳是忠义之表,万古军人的模范。然而自从欧风东渐,异说兴起,人欲横流,四维尽撤。青年学生,误解自由平等,毁弃做人的根本,对于几千年国粹所系属,群伦所命,庄严璀璨之文武二庙,认为权神,指为迷信,进行诋毁。甚至从前信奉孔教,曾掌全国最高学府的著名人物,也丧心病狂,倡导废孔之论。如今国难严重,我国军人,应当人人景仰先哲,戮力同心忠勇抗敌。他进一步指出以道德教化民众,应崇奉孔子;以忠义表率民众,应崇奉关岳。

        1934年3月15日,广东省教育厅及民政厅联合拟定并发布祀孔及祀关岳礼节清单,所列礼节甚为详细。3月17日,广东省民政、教育两厅经过周密的准备,在广州原广府学宫举行了隆重的“春祭”祀孔典礼。由于陈济棠是武官出身,并未亲自参加这次祀孔,但是广东其他主要官员均参加,

        《陈济棠、肖佛成提倡中小学读经案的办理经过—黄麟书在联合纪念周报告摘录》,《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12页。

        《陈济棠总司令倡议各校授经学》,《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6月19日第3张第2版。

        4紫枫:《陈济棠的读经》,《革心》,1933年第4期,第60页,第61页。

        56陈济棠:《请恢复孔关岳祀典提案》,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213页,第214页。

        7谢瀛洲:《祀孔礼节清单》,《汕头市市政公报》,1934年第100~101期,,277~281页。如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财政厅长区芳浦、教育厅长谢瀛洲、市长刘纪文、高等法院院长陆嗣曾,省府委员金曾澄、许崇清、李禄超,省会公安局长何华、地方法院院长杨宗炯、广九铁路局长胡朝栋、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副官处长曾强、市教育局长陆幼刚、市财政局长刘秉纲、市工务局长文树声、市公安局长李仲振、省六全代会主席团代表曾乃桢,省会公安局各分局长、省府所属机关荐任以上职员、总部校官以上各长官等约数百人。祀孔仪式在当日晨四时就开始,据当时报纸报道,“其礼节之隆重为民国所仅见。”9月13日为仲秋上丁祀孔之期,百余人在广府学宫再次祀孔,仍由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为主献官,晨七时集体行礼,七时三十分礼毕。9月14日为仲秋上戊祭祀武圣关岳之期。是日,总部所属全体在省校官以上文武官员,于天未黎明,即齐集观音山脚关岳庙,由陈济棠为正献官,总部参谋长缪陪南及副参谋长唐灏青为分献官,全体公五百余人,五时行礼,六时礼毕,极为隆重严肃。1935年3月21日,祀孔典礼再次在广府学宫举行,仍由林云陔为正献官。3月22日,祀关岳典礼再次举行,由陈济棠为正献官。同年9月24日秋分祀孔典礼举行,林云陔为正献官。9月25日秋祭关岳典礼举行,陈济棠为正献官。1936年3月21日春季祀孔典礼举行,林云陔为正献官。3月22日,春季祭关岳典礼举行,陈济棠为正献官。

        二、广东读经运动的展开

        (一)《经训读本》:为读经运动建立教本

        陈济棠提倡读经,要有相关书籍以为读本。一种方法是利用已有的书籍,例如1933年10月8日广州教育局督学提议用《小学集解》颁行各校,用为初中及高小教材。陈济棠认为,“初中及高小学生,智识初开,难遽语以精深名理,而基本教育又为进德之门,必有切近书籍,便能实践躬行,始足同端趋向。宋儒朱子,手辑《小学集解》一书,为千数百年道学名儒所沿用,以为教小学正始之善本,其中以经立义,以史证经,嘉言善行皆切于身体力行,……《小学集解》一书,为朱子教做人之本”,堪称“儒术修养之正岁,学者修养之初步,允堪定为标的,正人心,原风俗舍此无由”010。

        另一种方法则是编辑经书读本。陈济棠特别注重《孝经》的作用,他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所有品德的基础,所有行为的起源。要想正人心,敦教化,使民德淳厚,以弭乱源,就要以孝为出发点.11。因此他在燕塘军事学校“添设孝经一科,购买《孝经》一万本”.12,令军校中的军人每人一本,朝夕研究,以涵养其德性,激发其孝思。他希望通过让军人读习《孝经》从而能够正人心,施

        《广州祀孔记》,《论语》,1934年第39期,第746页。

        《国内时事:广东祀孔》,《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本省当局祀孔祭关岳》,《民间周报》,1934年第79期,第3~4页。

        《今晨举行祀孔典礼》,《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春祀关岳》,《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2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秋分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4日第1张第4版。

        《今日举行秋祭关岳》,《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5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春季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9《今晨举行春季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0《将小学集解编为教材》,《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9日第3张第2版。

        .陈济棠:《重刊〈孝经〉注解序》,《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8页。

        .《陈颁孝经读本》,《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页。教化、保民彝,昌明大道,阻塞乱源。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秘书卢允衡为了迎合陈济棠的意图,特编撰《孝经新诂》一书。据卢允衡自称,他所编《孝经新诂》“完全系达成陈总司令教孝之使命,故编成教本三部,以备小学、中学、大学学生同时得到新伦理观念。其小学课本是根据集解精神,中学、大学课本系参照九江主义,尤其注重三民主义,以期在根本上讲人心挽救。”《孝经新诂》编成后,卢允衡多方经营,希望能将其书作为学生读经的指定教本。后来林云陔批准将《孝经新诂》转呈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定。卢允衡获悉此书呈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办后,便争取到西南政务委员麦焕章、杨熙绩等的支持,西南出版物审查会通过审查,准予《孝经新诂》出版。1934年秋,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通令教育机关办理此书相关事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处便将此案转交广东省政府办理。省府在办理此案之前,先交金曾澄和许崇清两人负责审查,拟具推行办法。两人经过磋商,由许崇清起草审查意见书。卢允衡获悉《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将由许崇清起草,就去找他,希望能够通融,但许崇清并未答应。许崇清的审查意见指出:把讲习经旨、记诵德目当作道德教育的途径,是以Herbart的心理学为依据的。但这是进化论之前的心理学,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足为信。道德教育,与其只注重灌注道德观念,还不如让受教育者得到获得道德经验,也就是说让受教育者能够去践行那些道德观念。所以他在结论认为,讲说章句乃苟且记问之学,是不足以令人返于仁义的。也就说许崇清对于《孝经新诂》持反对的意见。该意见书经西南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又在1934年7月15日出版的《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1期发表。许的审查报告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华教育界》曾转载了该文,广东有很多人阅后不愿再上《孝经》的课。卢允衡见大势不好,马上向陈济棠报告。陈闻报大怒,立即召开西南政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免去了许的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并给其他反对读经者予以警告。

        除了个人编写经学教材外,还有集体组织的编写经学教材。1934年3月7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组织经书编审会的计划,教育厅将设立广东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设会长一人,以教育厅长兼任,委员若干,为编审委员。编审委员会的职权为:“第一,编辑各级学校经学读本,并分别指定为某学级某科精读读本,略读读本或参考读本。第二,编辑各级学生修养读本。第三,编辑小学朝会用本。第四,审查所编经书稿件,第五,审查编入经学之教科书。第六,办理征稿事项。”编审委员会还要定期举行会议,每月开一次常会,由委员长负责召集,遇有情况可以举行临时会议。此外,编审委员会还要举行分组会议,由委员长指定各组委员和组长,组长应向委员长报告会议结果。编审委员会还制定了经书的编辑办法。

        4月7日,经书编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出席者有委员长谢瀛洲,委员杨卓菴、冯侗、谭太安、任子

        《庚戌中学日昨讲〈孝经新诂〉》,《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2月22日第3张第2版。

        许崇清:《〈孝经新诂〉审查意见书》,《许崇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对此,许崇清回忆说:胡汉民他曾派刘芦隐来向我索稿,我便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副本给他。而徐舜英回忆:胡汉民听到陈济棠提倡复古读经的消息,认为陈一旦得志,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要了,大大的不以为然。因此他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政府空头委员许崇清,问他对读经的看法。徐的回忆多笼统之处,此处仍似以许的回忆为确。关于胡陈的关系,陈红民认为:现实处境使他们之间有一种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不愿将矛盾公开化,而始终给外界以“团结”的印象。《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0页。

        《教厅组织经书编审会》,《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3月8日第3张第2版。贞、麦伯壮及教育厅主任秘书曾同春、秘书黄希声等。会议由谢瀛洲主持,讨论“关于编订中小学经书教科书等办法,限七月底印就,分发各校教授。”5月11日,经书编审会开始着手编经书课本,计划编订内容分高中、初中及小学三组。对于编成日期的要求略有延后,限暑期前编订印刷完竣,即分发各县市各级学校并令本年秋季始业时开始实施授经,并将读经科计入学分,每学期成绩为6学分。6月18日,经书编审会章程呈送省府,第295次省务会议通过施行。7月8日,自各经学专家费月余之工作,对于小学经史教材全部业已搜集完妥,俟日间开会审查后,即先行交编印局印刷,赶于下学期各小学开业时采用。而初中经史教材,亦赶于本月底之前搜集毕事,至高中经书材料,则俟初中经书完成后,始继续汇集。教育厅预算印小学课本五万本。黄麟书接任省教育厅长之后,8月3日,他“函请经学家刘子修、麦伯状、谭太冲、杨寿昌、关国庰、石兴英等继续担任编经工作”。中等学校编经材料,仍须继续搜集,限于本月中旬搜集完妥。此外,教育厅与商务印书馆商定将经学教本交其印刷。8月6日,编审委员会开会,出席者杨果菴、冯侗若、石懋谦、谭太冲、关灿堂、刘子修、黄麟书、黄希声、黄介平、陈良烈。会议“制定《经训读本》小学之部编辑大意一篇,又将小学五、六年级《经训读本》分别修正,并托由商务印书馆代印。”

        小学五、六年级《经训读本》的大致情况如下:《经训读本》的用意是使学生具有基本道德,其编辑大意开宗明义说:“凡一国民族之生存,必有其基本道德之智识,此篇意在因学生年龄程度之关系,约取经训灌输以基本道德之智识,且训练行习之,名曰经训读本。”至于编辑经训读本的原则,编辑大意中第二条说:“经旨宏深,经文奥博,且时代递嬗,生活习惯或有不同,此《经训读本》意在取经训中原理原则,有普遍性,切近于现在生活而文义明显者。所编经文以《四书》《孝经》为本,渐次及于群经。各类深浅,先后相承而下,期于彼此意义,互相发明。专录经文,取便诵读,且表示经训之庄严。”对于如何学习《经训读本》,编辑大意也做出了具体的要求,编辑大意第三条说:“自小学五年级以上,至高中三年级,每周皆有经训读本两小时”,第五条说:“精读之文在精不在多,小学五年级每小时约授二十五字至三十字,六年级约授三十字至三十五字。”

        至于如何实施读经,教育厅也进行了一番讨论。教育厅奉令开始编纂教本的时候,即约请经师宿儒详细探讨。当时有三种主张:第一为全读,第二为选读,第三为全读和选读并行。”主张全读者,其理由为:一、应绝对尊崇经书,不应对经书任意取舍;二、各经都有完整的体系,不应随便割裂;三、经文必须全部熟读,不应有所遗漏。主张选读者,其理由为:一、学校科目过繁,余力读经时间有限,而经书浩博,未易卒读,就算是学者也会望洋兴叹,是尊经反而废经也;二、经义宏深,非中小学生所能尽解,故应按学生年龄心理,由浅入深;三、编经之法,分门别类,实始自班固《白虎通义》至晚清陈澧《汉儒通义》。一方面撷取群经精华,一方面引起综贯全经之兴趣;四、时

        《经书编委会首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4月9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经书编审着手编经书课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5月11日第3张第2版。

        《教厅设经书编审会》,《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6月18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编经学教材》,《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7月8日第2张第3版。

        《教厅积极编辑中小学经学课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4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编辑经训读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9日第3张第2版。

        《经训读本小学部编辑大意》,《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9日第3张第2版。

        《陈济棠、肖佛成提倡中小学读经案的办理经过—黄麟书在联合纪念周报告摘录》,《陈济棠研究资料》(1928—1936),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12页。代递嬗,生活习惯多有不一,编经是为了约取圣训中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原理和原则,选择适合于现代生活者以让学生得到道德的训练。主张全读、选读并行者,其理由为:一、中小学生要全读经书,用新编的《经训读本》作为修养用书,按照年龄逐步实行,于学校道德教育上可以起到作用;二、中小学全读《孝经》《四书》,同时采用《经训读本》,即可于教之《四书》外,兼及群经之适合于中小学生程度者,如《曲礼》《少仪》《内则》诸篇,类多小学要言,及各《学记》一篇,尤当为师范生所必读。如能因材施教,实有莫大价值。教育厅把以上三种意见交送政治研究会研究,最终决定全读和选读并行。1934年10月12日,广东公布了《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自当年起。

        11月14日,广州市教育局训令市辖各中小学及各职业学校实施经训。市教育局抄发陈、萧两委员提案及政治研究会教育组提案给各校校长。市教育局规定,“择教员中有经学研究者充任经训教师,其授课时间,中学及职业学校每周两小时,小学及学塾每周三节,共九十分钟,将修学指导及活动时间酌量核减,以便转授经学。”12月22日,化县各校也分别增授经训。其县立一中、经正中学、五区区立农校、县立工业学校、县立乡师学校等均将每周劳作或实习时间缩减二小时,以所余二小时改授《论语》,各小学则每周增授经训三十分钟,以空闲时间为教授《孝经》时间。

        (二)经训培训班:为读经运动培育师资

        1935年2月,广州市教育局为培养小学经训师资人才起见,决定在市立第一、二、三中学及市立廿六小学校设立经训研究班,召五、六年级主任教员分别研究。经训研究班有如下之规定:学员:一、凡五、六年级任教教员,如自信于经训有深切了解,无须讲授者,准由校长报明,由导师指定课本,颁发讲义,自行研究;二、凡五、六年级任教员,于经训欲得详明讲授者,准由校长报名,编入班内研究;三、各市校教员,虽非五、六年级任或属私立学校教员,而欲研究经训者,准其报明本局侯查,各班若有学额,亦得编入研究。学科:一、经学通论,授以群经源流大旨,及治经门径;二、《孝经》章句,授以《孝经》句读及传注异同;三、《经训读本》,授以教育厅所颁课本,解意释义。给证:各学员修业期满,提出研究心得之论文审查后,给予证明书。其在班外自行研究者,亦提出心得论文,并经口试合格者,给予版外研究证明书,三个月后无证明者,不得任市校经训功课。2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决定聘胡默远、陈武章、刘冕卿三人为经训研究班导师,并定3月1日开学上课,为期3个月。经训班开课后,请求加入者仍多,广州市教育局遂拟增加校外班1班。经训班共有学员532人,其中市一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8名,市二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5人,市三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86名,市立第二十六小学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5名,校外经训研究班、函授学员有269名。4月27日,广州市教育局鉴于仍有请求参加经训研究班者,遂拟定“继续开办第二期以收容未经研究经训之小校教职员”。5月27日,第一期经训班临近结束,广州市教育局制定审查成绩办法。其内容为各学员应遵照章程,将研究心得做成论文,提交审查。毕业论文题目分自拟和导

        《教厅编辑经训读本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19日第2张第2版。

        《本学期起市辖各校实施经训》,《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5日第3张第2版。

        《化县各校近分别增授经训》,《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2日第3张第2版。

        《市教育局设经训研究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14日第3张第2版。

        《教局定期开经训校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23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班开课后》,《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7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研究班学员统计五百廿三名》,《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4月22日第3张第2版。

        《将续办第二期经训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4月27日第3张第2版。师指定两种。其中导师指定之题目为:一、孝经为六艺之总汇;二、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三、经学救国论。如无论文提交者,虽修业期满,亦不发给证书。除班内研究之学员毋庸口试外,班外研究之学员,除缴交论文外,听候示期来教育局口试。6月9日,第一批班外学员在广州市教育局举行口试,口试时间为上午8时至11时,下午1时至4时。口试标准为“摘问《孝经》或《经训读本》章句之意义,以能解释清楚,能教授小学者为及格”。6月17日,第二批班外学员继续在广州市教育局举行口试。6月24日,广州市小教联会何思溥等函请教育局续办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其文曰:“市教育局举办第一期经训班,系以收容五、六年级主任为原则,其余四年级以下各主任,每为班内学额所限,向阻者大不乏人,付思市校班级主任,因按年递升,或因级任互调,低年级主任往往升为高年级主任,将来学校施行经训,颇多窒碍,为此函达呈会,转呈市教育局赓续办理经训研究班,以便研究。”6月29日,经训班在广州市政府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出席者有市长刘纪文、教育局长陆幼刚、经训班主任胡伯孝、经训班教师刘冕卿及各机关代表。本期经训班及格者共399人,刘市长向各班代表颁发证书。

        9月5日,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开始接受报名。截止15日报名者有444名,班内研究者为372人,班外研究者为72人。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分别设立在广州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集美中学及第二十六小学。第二期经训班所聘经学导师为陈武章、胡默念、刘子修、胡熊锷,学员则以市小学三、四年级教员为主。此外,市教育局决定设立函授班1班,专为各私立小学教员或市立小学一、二年级教员无暇到校授课者而设,由导师指定课本颁发讲义,自行在班外研究。又由于报名入班研究者甚多,教育局决定增设义务班,将所设班额由4班增为5班。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经训班学员,能成为“导善之人”。10月1日,第二期经训研究班正式开课。12月13日,经训班导师拟定毕业论文题目,供学员选择。其题目为:一、通经还在致用论;二、小学实施经训之方案;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论;四、战阵无勇非孝也论;五、经正则庶民兴说;六、明戚继光言为将者必读《大学》《孝经》《左传》《通鉴》诸书,其说然否,试详论之;七、《论语》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而《孝经》称不敢毁伤,两义似不相容,试申其说;八、《孝经》言“父有事,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而《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其说能相同否;九、人之行莫大于孝,而罪莫大于不孝010。1936年1月1日,第二期经训班结业停课。1月6日,班外研究人员在市教育局进行口试.11。1月27日,市教育局公布通过考试者名单,其中班内研究学院及格者,甲等方炳芬等118人,乙等甘瑞梅等192人,丙等文慧珠等72人。班外研究学员甲等王时满等28人,乙等文玉昆等62

        《市小教员经训班月底修业期满》,《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27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班学员近已修业期满》,《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9日第2张第3版。

        《市小经训练班定期颁发毕业证》,《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25日第3张第2版。

        《市小教员经训班昨发给学员证书》,《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30日第2张第3版。

        5《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19日第3张第2版。

        《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定十月一日上课》,《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7日第3张第2版。

        《二期经训班设立函授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10日第3张第2版。

        《市教局设经训义务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8日第3张第2版。

        《所望于第二期市小教员经训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30日第1张第2版。

        0《市小学教员经训班将毕业》,《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3日第3张第2版。

        .《市小教员经训班口试》,《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7日第3张第2版。人,丙等王伯熙等7人。2月8日,第二期经训班毕业典礼在广州市政府礼堂举行,教育局长陆幼刚发表训词。他指出,“要陶冶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须实施经训。”他又指出实施经训要注意以下四点:一、要参考众说,毋株守一家;二、要明瞭时代,毋食古不化;三、要能浅近,毋囫囵吞枣;四、要身体力行,毋徒尚记问。训词之后,陆幼刚向学员代表发毕业证书。至此,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两期经训班落下帷幕。为使今后小学教员有充分经学知识,广州市教育局呈请省教育厅,令省内各师范学校一律增授经学,每周须以二小时为限,俾各师范生毕业后,即能充任小学经学教员。

        (三)不合时宜的读经:时人对读经运动的评价

        当时的进步人士对陈济棠提倡读经有如下的评论:帝国主义附庸政治的统治者,是肩着两重任务的,一是孝敬主人,二是养活自身,而二者的重心都集中于剥削人民,人民的膏血是有限的,在生活的恶化中,必然起来决斗。所以一切骚乱遍于各地,同时统治者便需要施行残酷的压迫,需要扩大压迫的武器,所以6年来杀人如麻,血腥遍地。但是,骚乱终不能停止,而且日益加甚,于是又多方设计,什么“三分武力,七分政治”“发扬民族精神”“复兴固有文化”“注重道德教育”等等都不断地见诸公犊。憧憬于人们脑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节目,一部分是封建统治术的残迹,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虚伪的欺骗,在生活不平等的社会中,实际上哪里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可言?统治者的屠刀失了效力,转而向张天师乞灵符,其用意是欲把千千万万的学校青年,引到古冢中去,使不复见天日,以保持其子孙万世的基业。

        对于读经能收到的效果,进步人士亦表示质疑。如唯如认为,广东的读经首先没有专门的人才,广东军事当局有志复古,应当招揽博学鸿儒,讲明经学,可惜广东目前没有一个经学大师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因为通经的人才少,所以高中的经义教科书久久未能编成。省政府虽有中小学读经的议决案,一年以来,尚未见诸实行,将来全省中小学一旦实行读经,经师的供给,至感困难。如果以国文教员滥竽充数,必致曲解误会,引学生趋于离经叛道的歧途。所以热心复古的人,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桩遗憾。其次,无健全的理论。广东军事当局提倡读经祀孔,自然想“转移人心,整顿风俗”,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他没有认清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今日世界的大势。时代是进化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孔孟之道,先王之法,只适合于闭关自守的时代,决不能适用于海禁大开、列强竞争的今日。拍马屁的文人,只会歪曲总理尊重旧道德的言论,以作为读经祀孔的依据,而迎合军事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明白总理在民族主义中教导我们要迎头赶上西方文化,在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更是借鉴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绝不是谨守孔孟之道和先王之法的,所以当今的复古是违背总理的遗教。它的理论薄弱,经不起一击;有思想的人是不会盲目跟从的。最后,没有民众的同情。广东军事当局,近年来为了充实军备,(如购买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增加各种赋税—如洋米税、洋纸税、田亩捐、省外货物保护税、生丝出口检验费,都是增加农民的负担,阻碍生产的—人民为虐政所迫,还不能解决生活问题,自然顾及不到礼仪。军事当局如果真正了解孔孟的经旨,首先要减轻赋税,以苏民困;徒然提倡读经祀孔,而不疏解民困,便是舍本逐末了。所以一般

        《市小教员经训班放榜》,《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27日第3张第2版。

        2《市小教员经训班昨行颁证礼》,《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2月9日第3张第2版。

        3《市教局长呈请师范学校增授经学》,《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2月7日第3张第2版。

        何文毅:《从陈济棠提倡读经说到政治》,《抗争》,1933年第2卷第9期,第8页。民众并不关心读经祀孔,只把它看作是军政界少数人的事情罢了。深受西化影响的广州青年学生,决不会被纲常名教束缚住身心,即使中小学加授经学,也不过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断不会令他们真心信服。所以唯如断定广东军事当局的复古运动,不会有效果,这只是残余的封建思想和守旧势力的回光返照而已。一旦军事当局倒台,这种开倒车的运动便会停止,决不能持久。

        小.结

        广东的读经运动随陈济棠的命运而转移。1936年8月陈济棠离粤居港,这标志着他对广东统治的结束。8月18日,新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以“本省各校课程,均有读经,殊与中央教育主旨大相违背”为由,通令各中小学,自1936年起,一律依照部颁修正中小学课程办理,不得变更。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读经课程。至此,广东为期两年之久的读经运动宣告终结。应该如何看待或者评价这两年的读经运动呢?笔者认为,在新文化已经逐渐确立并且日益扎根之后,读经已经丧失了活动的土壤和资源。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和推广,此时广东已经很难找到用于读经的教材和师资,不得不匆促地编写教材和举办经训培训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虽然地方的强势人物借助其政治力量强行推广读经运动,也只是文化上的一次逆流而动罢了,新文化前进的车轮已经不可阻挡。随着强权的倒台,读经运动也就随之消散了。

        唯如:《广东的复古运动能收效吗?》,《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第30页。

        《许厅长除旧布新》,《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8月19日第3张第1版。

        作者简介:童亮,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历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


        编辑: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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