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小赚10.20元的手游

        他者、欲望与身份——门罗短篇小说《逃离》的精神分析解读

        作者:黄.川.王.岚  2019-06-27 11:46  新传播    【字号:  

        在短篇小说《逃离》中,年轻的卡拉受自我欲望的引导,在身份建构之路上摸索前行,在经历了两次逃离之后对婚姻和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卡拉的行为与性格的转变,不仅体现出人物主体构成的多重维度,也反映出门罗对女权主义思想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女主人公的逃离与回归,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判定。

        [摘.要]在短篇小说《逃离》中,年轻的卡拉受自我欲望的引导,在身份建构之路上摸索前行,在经历了两次逃离之后对婚姻和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论文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卡拉逃离父母和逃离丈夫的行为进行分析,关注人物在两次逃离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指出卡拉第二次逃离后的回归并非走投无路之举,而是因为卡拉在逃离中徘徊于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领悟到丈夫作为他者在其身份建构中的不可或缺。卡拉的行为与性格的转变,不仅体现出人物主体构成的多重维度,也反映出门罗对女权主义思想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女主人公的逃离与回归,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判定。这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辨色彩,代表着门罗对当下女性生存际遇的深入探索与反思。

        [关键词]门罗.《逃离》.他者.欲望.身份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126-06

        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以短篇小说闻名世界。门罗从大学时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共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作品集《逃离》(Runaway,2004)可以被视为门罗的代表作,为门罗赢得了第三届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也为门罗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同名小说集的开篇,短篇小说《逃离》将目光聚焦于加拿大小镇上一对平凡夫妇的生活。其中,年轻的少妇卡拉因不满与丈夫克拉克的婚姻生活,在邻居西尔维亚·贾米森(Sylvia Jamieson)的劝说和帮助下,逃离了家庭。但与一些文学经典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1879)、凯特·肖邦的《觉醒》(TheAwakening,1899)等不同的是,卡拉并没有走上抛夫弃子的不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艾丽斯·门罗‘新现实主义’研究”(14BWW032)、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科研项目“20世纪加拿大英语小说的‘先锋性’研究”(2017 KYY13)的阶段性成果。归之路,而是在途中突然反悔、回归家庭。对于卡拉的回归,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卡拉的自我未能摆脱超我的约束,无法迈出女性独立的步伐”;也有评论认为卡拉此举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和回归”;还有评论将卡拉的回归视为“奴隶式依附”心理作用的结果。上述评论大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人物的行为进行解读,却忽视了小说中大量心理场景对人物自我认知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影响。这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对卡拉生活中的两次逃离行为进行深入解读,揭示“欲望”在卡拉的主体性建构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展现卡拉如何在成为欲望主体的过程中成长、成熟并重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在逃离与回归之间,卡拉由盲目转为坚定,由软弱变得坚忍,这一行为与性格的转变,不仅体现出人物主体构成的多重维度,还表现出作者门罗对传统女权主义观点的背离与思考。

        一、卡拉的第一次逃离: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女性主体

        卡拉人生中的第一次逃离,虽然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是一条洞悉其人物性格和行为方式的重要线索。卡拉是在酒精的刺激下讲述了自己首次离家出走、和克拉克私奔的经历,但从她的言说中,不仅可以窥探她与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可以感知克拉克在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卡拉违背父母意愿、跟随克拉克闯荡社会的行为,可以用拉康关于主体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论述加以解释—克拉克的出现,弥补了卡拉因生父缺席、继父情感淡漠而无法建立想象性认同的缺陷,他以“父亲之名”的形式将卡拉带入了象征界,使卡拉得到了认可,走向了领悟自身欲望的道路。

        卡拉在遇到克拉克之前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影响其心理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卡拉的自述中可以发现,她在18岁之前的生活过得并不十分如意。在学习方面,卡拉曾是“中学里的所谓差等生”,还因此成为其他同学“恶言取笑的对象”(27)。虽然她说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嘲笑讽刺,但当她说出自己上大学只想学兽医时,这种选择还是能够反映出她在学校里遭受的打击—卡拉因为别人的嘲讽而不愿与他人交流,宁愿和动物打交道。

        卡拉的这种心态,与她的家庭成长环境也有直接的关系。卡拉和母亲以及继父生活在一起,生父的缺席、继父的冷漠,使得卡拉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卡拉已经将母亲视为自己的镜像他者。这种成长心理也符合拉康对镜像阶段的解释:“在这一阶段,儿童与母亲之间存在着交融未分化的关系,儿童在一种想象关系中,把自己视为母亲的欲望对象,即儿童认同母亲的欲望”。卡拉认同母亲的形象,本该是主体成长的正常阶段,但“父亲之名”的缺失却让卡拉的主体成长遭遇了障碍。这在继父同卡拉的交谈中有着充分体现:他带着鄙夷的口气看待卡拉对克拉克的感情,而当卡拉反驳时,他仅仅说“我不想跟你争辩”,并认为卡拉“反正不是他自己的女儿”(29)。可见,卡拉在继父那里并没有体会到父爱的温暖,这也意味着以“父亲之名”为代表的象征界权威在卡

        RahelehBahadorand EsmaeilZohdi,“AliceMunro’s‘Runaway’in the Mirror of SigmundFreu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4.2,2015, pp.169~176.

        周庭华:《逃离抑或回归—门罗的〈逃离〉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国外文学》2014年第3期。

        张虎:《“未来如肮脏的枯叶”—〈逃离〉中的“一瞬间”与存在主义》,《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6期。

        文中对《逃离》的引用出自李文俊的译本(笔者仅对部分译文做了改动),见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以下只标注页码。

        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拉的生活中并未有效建成。卡拉爱上克拉克后,每天在家中总是唱着一首关于“吉卜赛流浪汉”的情歌,而这首歌她母亲以前也经常哼唱;此外,卡拉不顾家人反对而执意追求自己的爱情,也是在效仿母亲年轻时的行为,因为她得知母亲当年和父亲也是这样做的,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指明了方向”(29)。卡拉的这种思想状态和认知方式,为她陷入爱河后的离家出走埋下了伏笔。

        卡拉投入克拉克的怀抱,一方面是由于她从克拉克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因为克拉克将她带入了家庭环境之外的象征界。在克拉克出现之前,卡拉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孩,生活目标不是特别明确。由于在中学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卡拉对进大学读书也不是特别热情,只是一心想学兽医。这种与他人交流的障碍反映出卡拉生活中激情的匮乏,而认识克拉克则成为卡拉人生的转折点。克拉克在马术学校里备受追捧,是许多女人追求的对象,有些甚至“为了要接近他而特地来学骑马”(27)。卡拉自然也为克拉克英俊的外表所吸引,但她真正爱上克拉克却是在瞬间发生的:“一天,她走进马厩,见到他在往墙上挂马鞍,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他了”(27)。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感迸发,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拉康的导师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指出,人是因为欲望而成其为人的,“人的存在必须以欲望为前提”。卡拉见到克拉克时的顿悟,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的欲望,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宁愿休学一年也要和克拉克待在一起。已经成为欲望主体的卡拉,开始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在这样的生活中,卡拉和克拉克有时会去一些小酒吧品尝几道特色菜,然后“一边唱着歌一边驱车回家”(33)。克拉克生活的世界,不再有卡拉父母家中的大房子、后院、草坪以及“大得都能走进去人的壁柜”(33),但却更为真实,是带给卡拉快乐成长的象征界。拉康曾指出,“在想象界中,主体的欲望在于自我的想象性认同;而在象征界中,主体的欲望则是投向他者并通过他者得到确认或认可”。克拉克不仅让卡拉认识到了自己的欲望,还认可卡拉的欲望,让卡拉获得了主体的成长,这成为卡拉愿意抛弃原有生活的根本原因,也是卡拉追求精神满足的深层动力。

        二、卡拉的第二次逃离:在象征界与实在界间徘徊的主体

        和克拉克共同生活三年以后,卡拉再次出逃,而这次则是要离开克拉克,返回多伦多。对于卡拉这次逃离的原因,大部分评论都将克拉克当作众矢之的,认为他的暴戾和蛮横使得卡拉“心已麻木、丧失自我”,也有评论认为克拉克就是“压制女性自我的男权社会的象征”。虽然上述解读不无道理,但它们普遍忽视了卡拉作为欲望主体在逃离时的心理变化。实际上,卡拉想要逃离的,其实是那个封闭、压抑的象征界;但在逃离时和意义空无的实在界的遭遇,让她再次洞见自己的欲望,意识到克拉克在她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她放弃逃离、回归家庭的真正原因。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4页。

        Jacques-Alain Miller, ed.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1953-1954,trans. John Forre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88, p.179.

        景芳洲:《无处可逃—读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见傅利、杨金才主编《写尽女性的爱与哀愁—艾丽丝·门罗研究论集》,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FionaTolan,“To Leave and to Return: Frustrated Departures and Female Quest in Alice Munro’s‘Runaway’,”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4.3,2010, p.167.

        卡拉和克拉克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是使夫妻关系产生龃龉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卡拉身份建构的主要障碍。克拉克和卡拉生活在安大略省西南部一个荒凉、破败的小镇,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大、但也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马场。但这年夏天,狂风夹杂暴雨席卷了整个小镇,也打乱了卡拉看似平静的生活。风雨肆虐之后的小镇,到处是断壁残垣,两人本来就萎靡困顿的生活也更加不堪,因为连绵不断的阵雨严重影响了马场的生意—“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屋顶至今未能修复”(4),连寄养马的主顾都对马场的脏乱景象极为不满。这种恶劣天气造成的困境,是卡拉所未曾预料到的,而“她居住的家庭空间也没能成为自由的港湾和梦想的庇护所”。卡拉和克拉克的住所是一个被她称为“活动房屋”的拖车(7)。这种活动而不固定的、凌乱而不整洁的空间,加之刷漆、缝窗帘等卡拉以前从未做过的活计,让她无所适从,阻碍了卡拉有效确立自己作为家庭女主人的身份。这种压抑的氛围也影响了夫妻二人的心态:克拉克变得焦躁乖戾,在超市、咖啡店与别人吵架,回到家中也沉迷于网络;卡拉也只能通过引入一个想象的“第三者”以使得夫妻间平淡的生活掀起一阵波澜。这种想象出来的激情在现实的比照下一点点失去活力,焦虑和压抑在卡拉心里不断积聚。在这样的家园空间里,卡拉无法找到归属感,无法确立自我身份。窘迫的经济状况,加之周围的沉闷环境,压抑着卡拉内心的欲望。对一种没有压力、充满活力的生活的向往,引发了她人生第二次对自由和独立的尝试。

        卡拉的再次逃离以回归结束,貌似是其放弃独立生活的绝望表现,实为卡拉在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坐在前往多伦多的汽车上,卡拉刚开始也为自己的举动激动不已,以为自己终于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里”(34)。但是,随着汽车逐渐远离小镇,卡拉还是忍不住思念起克拉克这个三年来与她日夜厮守的男人。卡拉在自省中发现,自己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克拉克的存在—“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34)显然,当卡拉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由丈夫占据的那个位置存在被抹除的危险时,她开始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实际上,在克拉克缺场的情况下,卡拉感觉到了意义的空无,其主体身份开始受到威胁。

        卡拉的这种疑惑与焦虑,正是主体从代表稳定和秩序的象征界进入混沌一片的实在界的表现。曾有评论指出,“当我们感到生命中没有什么意义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实在界,可能我们每天都有这种经历,即使那只是一瞬间……对于实在界,我们一无所知,除了有时候我们会有所焦虑地意识到它就在那儿。”由于不再身处秩序稳定的象征界,卡拉徘徊在实在界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边缘,而这也是“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世界的奇特之处与可怕之处”(34)。卡拉第一次离家出走时,其动力是自己对克拉克的欲望;在逃离的过程中,卡拉发现自己的欲望实际上就是成为克拉克的欲望,得到克拉克的承认。对于卡拉来说,克拉克就是她追寻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能指,她抛弃家庭的优越条件与克拉克共同创业,就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卡拉感受了生活的真实和自我的价值。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象征界,将克拉克的位置排除后,卡拉面对的是实在界中价值和意义的空洞。这种意义不复存在的情况是对主体的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实在界中没有能够拯救主体的规则和体系存在。面对实在界的这种无形压力,卡拉开始意识到了自身主体性遭受的威胁。

        沐永华:《〈逃离〉:女性自我空间的探寻》,《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傅琼、王丹、姚香泓:《〈逃离〉与〈列车〉中的女性书写》,《外语教学》,2014年第3期。

        Lois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 p.32.因此,她需要回到克拉克身边,重拾象征界中适合自己的价值和秩序。克拉克对卡拉来说虽是局限但也是意义的所在;与实在界中的隔离和空虚相比,象征界中的克拉克至少能够给她带来安全和稳定。此时,卡拉需要在抽象空无的实在界和能够证明其价值的象征界之间做出选择。而她的回归,也说明她拒绝了虚无的实在界,开始认同象征界的秩序,开始承担自己的家庭职责,和克拉克一起度过生活的难关。

        三、从逃离到回归:对女权主义观点的现实性思考

        在逃离过程中,卡拉意识到了克拉克在她的身份追寻与主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她去往的实在界的无意义性。除了对卡拉有着重要影响的克拉克,邻居西尔维亚也是一位关键人物,在卡拉的逃离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卡拉帮助西尔维亚照顾病重的丈夫时,年轻又有活力的卡拉成为西尔维亚的欲望对象;得知卡拉生活的困境后,西尔维亚将自己的女权主义观点强加给卡拉,促成了卡拉盲目的逃离。因此,卡拉的回归以及与西尔维亚的决裂,说明不同境遇下的女性个体不能千篇一律地遵循一种既定的人生路线,这种差别也折射出小说中暗含的对女性主义观点的现实性思考。

        西尔维亚之所以关注卡拉的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卡拉产生的欲望。在故事中,卡拉和克拉克的故事是一条明线,西尔维亚和丈夫利昂的故事则是一条暗线。西尔维亚和利昂这对老年夫妻之间,并没有那种相濡以沫的和谐;相反,文中多处线索暗示出他们之间的种种距离。首先是两人年龄上的差距,利昂“没准比他太太要大上20岁”(11);其次是两人职业和爱好上的差别,西尔维亚是一位植物学教师,而利昂则是一位诗人。但是,利昂并不像西尔维亚那样对自然和生活充满好奇与兴趣—在西尔维亚教他的各种花草名字中,他能记住的只有“延龄草”,暗含延年益寿之意;对于西尔维亚认为有价值的诗歌题材,利昂“总会感到一点意思都没有”(12)。可见,夫妻二人在生活中并无太多交集。在利昂生命的最后时刻,西尔维亚整天面对的是“床单围裹着的病人身体”和“一罐罐没有打开的尽力想延续他生命的营养饮品”(16)。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前来帮忙的卡拉让西尔维亚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希望与活力。西尔维亚开始注意到卡拉麻利灵活的动作和无忧无虑的举止,卡拉的鬼脸惹得西尔维亚一阵大笑,“像股嬉闹的溪流,贯穿了[西尔维亚]的全身”(16)。卡拉的真诚与热情激发了西尔维亚的欲望,使得西尔维亚从希腊旅行回来后“急煎煎地想见到[卡拉]”(15)。因此,当卡拉在她面前哭诉生活的悲苦时,西尔维亚立刻就联想到了自己和利昂没有感情的生活,将卡拉视为同病相怜的知音。殊不知她在将卡拉视为自己欲望的同时,也将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强加给了与自己境遇迥异的卡拉。

        卡拉逃离后的回归,体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综合考虑,也是对西尔维亚偏激的女权主义观点的驳斥。正是在西尔维亚的鼓励和诱导下,卡拉做出了最终逃离的决定。卡拉的逃离,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暂时满足了西尔维亚这种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寻找自我的期望。但是,西尔维亚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和卡拉在年龄、经历、志趣、品位等诸方面的差异。西尔维亚生活上能够自给自足,遇到困难,她总是一副“很决断和下了狠劲的样子”(2)。丈夫去世后,西尔维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他的所有遗物,反映出她希望摆脱曾经婚姻生活的决绝态度。对于卡拉的境遇,她想当然地认为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使然。于是,她自作主张地为卡拉安排了逃离的路线;然而,最终她在给卡拉的那封信里也承认,她把卡拉的事情管得太多了,“误认为卡拉的幸福与自由是一回事”(45),对卡拉的真实需求没有进一步了解。卡拉回归后既没有去见西尔维亚,也没有给西尔维亚回信,只是通过克拉克归还了西尔维亚借给她的衣服,委婉地传达了对西尔维亚女权主义生活方式的拒斥。年轻的卡拉并没有盲从年长的西尔维亚指引的“自由”,而是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卡拉重新回到克拉克身边之后,不仅他们的马场随着天气的好转而生意兴隆,两人之间的隔阂也在逐渐消除。回归后的卡拉并非成为评论家所说的“被男性权力所左右的人”,而是学着逐步接受了现实世界中的不完美,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明确认识,也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在短篇小说《逃离》中,门罗再次对自己熟悉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生活进行了艺术性再现;只是场景不再是异国他乡或是边疆荒野,而是回到了当今世界中的普通城镇。随着时代的变迁,门罗对生活的感悟也更加深刻,体现在作品中,则是更加具有哲理和韵味的故事讲述。但是,与门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女权意识有所不同,小说《逃离》加入了门罗更多的现实性思考。在卡拉的两次逃离中,她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欲望,对现实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卡拉在第二次逃离后的回归,并非表现出其女性意识的“脆弱性、不稳定性与不彻底性”,而是因为离开克拉克让卡拉瞥见了实在界的实质,其中没有任何体系、价值或意义,一片混沌。克拉克虽然给卡拉带来了一些限制和压迫,但也给了卡拉生活的秩序、意义和目的,唤起了卡拉对生活的感觉和激情。卡拉的反抗看似针对的是丈夫克拉克,实际上是针对自己生存环境中的种种沉闷和压抑。当她将克拉克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时,她开始质疑其主体存在的有效性,无法为自己建构一个新的身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体性免受抹除的威胁,卡拉还是回到了克拉克身边。卡拉摆脱西尔维亚女权主义观念的干涉和控制,不仅反映出她对自己熟悉的象征界中家庭秩序的留恋,还隐含了对简单否定家庭关系的激进态度的质疑,传达出对传统女权主义见解和观念的辩证思考。

        于艳平:《〈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张磊:《崛起的女性声音—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作者简介:黄川,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洛阳.471003;王岚,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上海.200000


        编辑:战旗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复制地址

        往期回顾

        深圳新闻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BY WWW.SZ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互联网诚信示范企业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网络110报警服务 

中国互联网协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 诚信网站